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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复高考40年口述史(上)吴晓明:从“农业工人”到复旦哲学教授

2019/9/11 18:32:12

恢复高考40年口述史(上)吴晓明:从“农业工人”到复旦哲学教授

吴晓明,1977年12月10日参加高考后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,在这里一呆就是40年。在这40年里他经历了从新生到硕士、博士再到导师等几重身份的转变。这一切的转变,都源于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。40年前参加考试的准考证,吴晓明至今保存着。

从医院广播中听到消息  

 

由于父母工作的缘故,1971年吴晓明一家从上海迁往南京生活。也正是在那里,吴晓明和双胞胎哥哥完成了中学学业。按照当时的规定,如果分配工作时家中的老大去了工厂,那么老二就会去农场。  

 

就这样,1975年秋,刚刚中学毕业的吴晓明被分配到位于江苏省的海丰农场,成为了一名“农业工人”。吴晓明说,他在农场“拿的是工资,做的工作是种地”。在那里,从插秧到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吴晓明当上了生产队长。  

 

时间很快来到1977年的春天。当时,身为生产队长的吴晓明怎么也不会想到,这一年的春夏之交,自己会在医院的病床上获知“恢复高考”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消息。  

 

“那段时间,下地插秧的时候总是感觉异常疲劳。我就赶紧去到医院进行检查,院方出具的结果是急性肝炎。我连忙赶回南京,住进了当地的医院。也是在医院的广播里,我听到了国家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。”  

 

此时,吴晓明来到海丰农场已经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了,相对稳定的生活似乎使得高考这件事看起来不是那么急迫。  

 

父亲告诉他,既然身体不好,今年就在家好好养病,明年还有机会。  

 

母亲则表示支持,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总该试一试。考得上最好,考不上也无妨。更何况,如果成功考上大学,住在学校更有利于身体恢复,反倒比待在农场要好。  

 

吴晓明自己则掂量了一下,认为如果今年不参加高考,那么住完院还得回到农场继续劳动半年,未必就能找得到考试的状态。如趁养病期间好好复习,一鼓作气考过再说。  

 

幸而农场方面比较照顾,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后,并没有给正处于病后身体恢复期的他安排过于繁重的劳动。就这样,1977年的秋天,刚刚出院的吴晓明开始了他的农场备考生活,而这时,距离12月20日的高考还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。  

 

自两年半前从中学毕业到现在,吴晓明都没有机会再踏入过校园。 不过,也正是当年打下的知识基础,在后来备战高考时派上了用场。“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,对于会考些什么大家心里都不清楚。当时也有一些公开出版的复习资料,但我们只是偶尔能够拿到一些。再加上复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个月,高中时语数外三本教科书就成了我备考时主要的参考书目。” 

 

考前一周,由理转文

1977年12月10日,高考日转眼即到。  

 

在这一天到来之前,来自五湖四海的这570万人还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农场、工厂、部队中的“农人”、工人、士兵。而在这一天,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“77级”高考考生。    

 

这次考试采取文理分科的形式,共分为“预选”的笔试和“复选”的笔试两轮。“我们农场参加文科考试的共有两百多人,几乎是考取理科的一倍。”吴晓明对此的解释是,农场里的人们对理科似乎存在着一种“恐惧心理”。“要参加理科考试就意味着数理化都要过硬,少部分的人才有这样的胆量,所以大家就都想着尝试一下文科。”  

 

在选文还是报理这个问题上,吴晓明在临考前一周才给出了自己一个答案。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,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。如果自身条件允许,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考理科。”  

 

吴晓明说自己的理科成绩比文科还要好一些,当年吴晓明与哥哥一起参加高考,哥哥考入了华东师大的物理系。试后,吴晓明做了理科的试卷,数学得到的分数比哥哥还要高。“理科成绩好是从小就看出来的,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几乎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。”

 

对于吴晓明,与其说是在理科与文科间选择,不如说是专长与兴趣间徘徊。 

 

在农场复习理科考试的时候,吴晓明心里一直回荡的一句话是“自己真正的兴趣在文史哲。”  

 

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,吴晓明就喜欢读书,喜欢古典文学。那时还在上初中的吴晓明从父亲那里拿到了一本《封神演义》,文言文无标点的那种,他能全文阅读下来。吴晓明认定这个为“自己的兴趣爱好”了。他说,自己在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就像陶渊明在《五柳先生传》中写道的那样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。每有会意,便欣然忘食。”  

 

离考试还有一周时,兴趣终于胜过专长,吴晓明踏入了文科考试的考场。而就全国来看,1977年12月的这场考试共录取27.3万人,考取率不足5%。  

 

在吴晓明高考志愿的前三栏里复旦大学哲学系位居榜首,其次则是华师大的中文系和上师大的历史系。“这样报考的原因有两个,一是我们想回到上海,而上海文科主要就是这三所学校了”,吴晓明解释道。 

 

1978年2月,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,吴晓明拿着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他新的校园生活。

 

校园奏出文史哲交响  

 

“那个时候大量的书被一批一批地印出来,让人感觉所需的书和著作都能够得到,学习的可能性也突然一下子敞开了。就像是黑洞洞的空间被撕裂了一道口子,忽然有大束的光亮涌进来,所以我们77级78级的读书风气就非常浓厚。”  

 

吴晓明还记得复旦第一教学楼下面那一间小小的新华书店,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,大家都会冲到那里排队买书。一批新书上架,之前的一批书早已有了新的归宿。在这一批批的书里,既有吴晓明早已熟读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》,也包括大家都没见识过的国外文学名著。比如,普希金选集以及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等大家的著作。  

 

吴晓明当年的室友,后来也成为哲学泰斗的俞吾金,就曾一边学着哲学,一边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。  

 

“他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,一天读一本托尔斯泰的或者屠格涅夫的著作。到后来又开始读莎士比亚全集,从下午开始,一直读到晚上;从书的第一页开始,一直到结尾。”  

 

而吴晓明自己则痴迷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,甚至大段大段地背诵宋词、《古文观止》上的篇目。直到今天,他仍然认为年轻人应该多读好的文章,甚至把它背出来,这样做才能“张口便来,下笔便是”。此外,他还极爱法兰西和俄罗斯的文学,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都一一细读。  

 

在哲学系的学习过程中,对吴晓明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。  

 

当时,除正统教科书之外,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进入校园。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,写《马克思传》的梅林,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、科尔施、葛兰西等人的著作……都对吴晓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  

 

在吴晓明的同学中,大部分人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。比如,俞吾金读硕士时就选择了西方哲学专业方向进行攻读。而现在哲学系任教的老师之一,王雷泉则研究中国哲学,尤其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佛教哲学。  

 

在吴晓明看来,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于分析社会历史来讲是一种锐利的工具。而且自己对于了解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转变,是比较感兴趣的。  

 

但更重要的是,吴晓明认为,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,马哲、中哲和西哲之间并没有很高的学术壁垒,特别是在复旦大学这片土壤。  

 

壁垒的淡化源自师生能够于自己所在思想流派深入学习、于其他知识流派广泛求索,不局限、不禁锢;相互理解、平等对话。  

 

“如果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,那么我一定还会花很大气力去研究西方哲学,包括当代西方哲学”。  

 

如今,早已实现由哲学系学生向老师甚至教授转变的吴晓明,曾为自己的学生开设“德国古典哲学”的课程。在他所教授的博士课程中有一门名为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》,专门讲两者之间的对话。  

 

而今,对于年轻人来说,高考可能已经不是唯一一条出路,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的高考需要改革。对此,吴晓明认为,高考确实有一些问题,但是任何事情在它的发展过程中,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。重要的是,出现问题时,要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

 

而对正处于当下大环境中的年轻人,吴晓明有很多话想说,“当一种历史使命落到某一个民族身上的时候,时代就会把这些人召唤出来,让他们能够来实现这样的任务和使命。所以我想我们下一代的年轻学子,一定会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中,并承担起他们的责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