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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书】汉武帝时代的文化

2019/10/10 0:35:17

【读书】汉武帝时代的文化

 

四、罢黜百家,表彰《六经》

 

班固在《汉书·武帝纪》最后的赞语中总结汉武帝的历史功绩时,突出地强调了他在文治方面的成就。班固说,西汉王朝的文化建设,是在汉武帝时代取得突出进步的。例如“兴太学,修郊祀,改正朔,定历数,协音律,作诗乐,建封禅,礼百神”等,继周代之后,“号令文章,焕焉可述。后嗣得遵洪业,而有三代之风”。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,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。

 

汉初的时候,黄老之学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,在执政方针上讲究无为,即通过无为来实现无不为。在学术上,也是老师各讲各的观点,各自传授自己学派的学术精华,对历史事件、文化态势、民族前景,也都各抒己见,“百家殊方”。汉武帝采纳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,推行“罢黜百家,表彰《六经》”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的文化政策,结束了“师异道、人异论,百家殊方”的局面,于是使“今后学者有所统一”,中国文化史从此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。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与主流,一直到清末。中间虽然有佛学的介入,以及道家学说的影响,但是儒学的正统地位始终没有动摇。这个历史的开端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。

 

提出“罢黜百家,表彰《六经》”的重要人物是董仲舒。当年汉武帝大举贤良文学之士,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,秦王朝灭亡以后,其流毒至今未灭,现在国家的治理单凭“法”和“令”是不够的,必须通过文化建设,通过文化教育来求得国家治理的成功。虽然董仲舒主张“天不变、道亦不变”,但是他在文化建设方面并不保守,还是有一些改良,甚至可以说是改革意识的。他提出:琴瑟的音色不正,声调不和谐,就应当重新装置调整琴弦,予以“更张”,才能够保证演奏的成功;政令推行不顺利,政治形势不理想,也应当重新制定调整法令政策,予以“更化”,才能够保证行政的成功。应当“更张”而不“更张”,虽然有“良工”也不能成功地演奏乐曲;应当“更化”而不“更化”,虽然有“大贤”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国家。这一“更张”和“更化”的命题,就带有一定的改革意义。在董仲舒时代,儒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,但是这个时候的儒学已经和孔子时代、孟子时代、荀子时代的儒学有很大的差异,儒学在历史进程中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内质,改变着自己的面貌,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个儒学代表人物。

 

汉武帝时代,在文化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举措,就是兴太学。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说,汉武帝创办太学,也是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。董仲舒建议说,国家要以教化为大本,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文化基地,学校是非常重要的,建议设立太学。汉武帝元朔五年(前124)创建太学,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于是出现。

 

太学的创建,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,公孙弘拟议:第一,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,将博士私人收徒定为正式的教职,将私学转变为官学;第二,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;第三,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;第四,博士弟子的选送,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,二是由地方官选补;第五,太学管理,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;第六,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,成绩劣次,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,令其退学。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。

 

汉武帝时期的太学,虽然规模很有限,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,但是这一文化雏形,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。到了汉昭帝(汉武帝的儿子)时代,太学生的数量增加到100人,汉宣帝时增加到200人,汉元帝时增加到1000人,汉成帝末年,增加到3000人,汉平帝时,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。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,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“万区”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,就曾经在长安的太学里学习,到了东汉时期,太学的规模据说达到了3万人。洛阳城内20多万人,太学生就有3万人,形成了“东京学者猥众”“诸生横巷”的文化盛况。

 

太学的兴立,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,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,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,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,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“英俊”之士,也得到入仕的机会。

 

汉武帝时代,除了建立太学之外,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,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,民间私学也得到发展。到了东汉时代儒学教育达到了非常惊人的情形。许多民间的教师,教授的学生几百人、上千人,甚至注录万余人。

 

随着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制度的新变化,选官制度也出现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,察举制度出现了。察举制的确立,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。这也是汉武帝的一项政治发明。察举的方式就是通过官员向政府和皇帝推荐其认为合适的人才。这种方式实际上在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了,在汉武帝时代将其制度化。

 

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,大体可以表现出“世官制”“察举制”“科举制”三个阶段。汉文帝时,已经有从社会基层选用“贤良”“孝廉”的做法,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、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中选拔从政人员。不过,当时既没有规定选举的确定期限,也没有规定各地方选举的人数。也就是说,这种选举形式还没有成为完备的制度。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,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“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”。6年之后,又下诏策试贤良,特别是在这一年,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。这一诏令表明察举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,察举制作为选官制度的主体地位已经得以确立。正是在汉武帝时代,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。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。秦汉史研究大家劳榦先生因此指出,汉武帝确定察举制度化的元光元年(前134),是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年。

 

过去的政治结构,皇帝制度是和官僚制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。皇帝要和官僚一起管理国家,官吏的成分、素质、能力怎样,都直接关系着政权的安危。最高统治者一般都希望吏治清明,以维护正常的政治秩序,保证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转。然而另一方面,他们又面临与各级官吏均分实际利益的问题。使各级官吏都得到相应的实利以维持其工作热情,又不使其超过一定的合理度以危害整个国家的利益,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。中国古代王朝在开国初年,最高执政集团往往多由创业功臣构成。有的学者称之为“功臣政治”。随后往往有功臣子弟集中从政并占据高位的情形,这就是所谓“功臣子政治”。此后才能够逐渐实现贤臣执政的所谓“贤臣政治”。

 

西汉时期的官僚制度逐渐走向完备。汉初,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选官制度和监察制度。在汉武帝时代,有关制度又得以进一步完善,大体完成了由“功臣政治”向“贤臣政治”的转变。

 

五、上古文化的丰收季节

 

《淮南子》和《史记》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。

 

《淮南子》是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。据《汉书·淮南厉王刘长传》记载:“淮南王安为人好书,鼓琴,不喜弋猎狗马驰骋,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,流名誉。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,作为《内书》二十一篇,《外书》甚众,又有《中篇》八卷,言神仙黄白之术,亦二十余万言。”“时武帝方好艺文,以安属为诸父,辩博善为文辞,甚尊重之。每为报书及赐,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。初,安入朝,献所作《内篇》,新出,上爱秘之。使为《离骚传》,旦受诏,日食时上。又献《颂德》及《长安都国颂》。每宴见,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,昏莫然后罢。”汉武帝喜欢好文章、好诗文,对叔父刘安十分尊重,每次给刘安回信的时候都很谨慎,都会让司马相如等人来帮着看一看,润色一下,方可发出。每次和刘安相见,也交谈得非常欢洽,有时会谈论得很晚,甚至忘记了休息。

 

《淮南子》一书,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它列为杂家,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。《淮南子》继承了汉初黄老之学的一些文化精神,积极提倡“无为”的文化原则,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。它说“天下之事,不可为也,因其自然而推之”(《淮南子·原道》)。我们今天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,就是少一些扰民的举措,少一些折腾,让社会自然地前进,自然地发展,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政治意识。其实,《淮南子》所说的“无为”,并不是说凝滞不动,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,即所谓“因其自然而推之”。

 

《淮南子》一书还有非常进步的政治理念,就是强调“民本”的意识,以民意为重的思想。“因民之欲,乘民之力而为之”,是说你要做什么事,一定要知道老百姓是怎么想的,民众是怎么考虑的,要知道他们的意图和倾向,这样做的事情才能成功。用兵打仗也是如此,“故明王之用兵也,为天下除害,而与万民共享其利,民之为用,犹子之为父,弟之为兄,威之所加,若崩山决塘,敌孰敢当”(《淮南子·泰族》)。就是说用兵打仗,是为天下除害,要和老百姓一同享受胜利的果实。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像儿子给父亲服务、弟弟给兄长服务一样为你卖命。那么,这样的力量组成的军队,就像地震时候山崩一样,就像洪水来了决口冲毁堤坝一样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住。这种对于民心、民利和“民欲”的理解,其实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意识。

 

在汉武帝时代,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,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《中国史纲》(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,第2卷第656页)中写道:与一般“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”不同,《史记》“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”,“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,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;不仅替贵族写世家,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世家;不仅替官僚写列传,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商人、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、游侠、滑稽写为列传。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,每一个角落,每一个方面的动态,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”,“我以为《史记》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”。班固评价它是“贯穿经传,驰骋古今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;鲁迅的评价是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《离骚》”。

 

司马迁因为李陵的事情触犯了汉武帝,后来受腐刑,但是他最后完成了《史记》的撰写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和传记文学巨著。鲁迅对司马迁有非常高的评价,他在《汉文学史纲要》里对司马迁的生平和著述有一个介绍。在该书的第九篇《武帝时文术之盛》中称:“武帝有雄才大略,而颇尚儒术。”“文学之士,在武帝左右者亦甚众。”在该书的第十篇《司马相如与司马迁》中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:“武帝时文人,赋莫若司马相如,文莫若司马迁,而一则寥寂,一则被刑。盖雄于文者,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,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。”是说汉武帝时代的文人作赋作得最好的是司马相如,写散文写得最好的是司马迁,但是他们两个人,一个生活寂寥,很悲苦,很冷清;一个受了刑。杰出的文人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,不愿意迎合强有力的帝王的倾向,所以,他们的境遇往往不如平庸的文人。鲁迅的这段话,说明他注意到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历代共有的现象。

 

郭沫若1958年春在司马迁的故居写了这样的诗句:“龙门有灵秀,钟毓人中龙。学殖空前富,文章旷代雄。怜才膺斧钺,吐气作霓虹。功业追尼父,千秋太史公。”说他的文化贡献可以和孔子相当。

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里说到,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”。他还有一句名言:“古者富贵而名磨灭,不可胜记,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。”意思是说回顾历史,有地位的人,有钱的人当时非常显赫,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看不到有多少痕迹,他们都被历史的记忆所淹没了,这样的人多得很。只有志向非常的人,才智非常的人,贡献非常的人,在其他方面不一定是富贵之人,却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姓名来。这也体现出司马迁清醒的历史观和人才观。

 

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、文学史家李长之(1910—1978),在他所著的《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》中讲道:司马迁这个人物的出现、他的名著《史记》的问世,都是和汉武帝有密切关系的。“汉武帝在许多点上,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,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,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上的人;然而在另一方面,他们有许多相似处,而且太相似了!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,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。‘天人之际’‘古今之变’‘一家之言’,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、征服一切的力量。武帝是亚历山大,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。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。”所以,我们要讲汉武帝时代的时候,一定要说到司马迁。他还写道:“汉武帝之求才若渴,欣赏奇才,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。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,可笑,天真,不实际,好奇,好玩,好幻想,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。”“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,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!”李长之还有一段话我是非常赞同的,他说汉武帝和司马迁所共有的“驰骋、冲决、豪气,追求无限,苦闷,深情,这是当时一个时代的共同的文化情调”,那么留下来文字的记录,留下来我们今天还可以把读,还可以赏玩,还可以体会的,就是司马迁的这部书,它是当时我们这个民族时代精神的结晶。

 

汉武帝时,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。名家名作迭出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。他的《子虚赋》和《上林赋》,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。这些赋以气势恢廓,景物迷离,词藻华美而奇丽为特征,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,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,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。

 

未完待续……